张爱萍将军的女儿张小艾和以色列原国防军指挥官武大卫及其翻译马克等一行四人，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贵州遵义经土城、元厚等渡口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经四川白沙、水潦等地，于5月4日下午进入水田，参观了中共党史上因完成“博洛交换”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水田寨花房子。

　　张小艾高高的个子，戴着白色的遮阳帽和眼镜，穿着多功能背心，一手抱着衣服，一手扶着背包，脚蹬运动鞋。武大卫也是高高的个子，蓝眼睛、高鼻梁告诉其国际友人身份。

　　5日上午，张小艾一行冒着大雨参观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扎西陈列馆、扎西会议旧址、红军安营扎寨过的扎西老街、红军经过的天险两合岩等。在烈士陵园，张小艾不顾大雨，在镌刻有她父亲张爱萍将军手迹的大理石碑前驻足拍摄留影。张将军的这幅题词是为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斗争史而题，内容为：“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是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为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转移北上，掩护安置红军伤病员而在扎西成立组建的一支武装队伍，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张小艾说，在扎西留下的这支队伍，大部分都是从红三军团抽调的。张小艾还说到1935年2月，张将军随红军长征集结扎西时，年仅23岁。“扎西缩编”之前，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扎西缩编时，红三军团由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师整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共四个充实的大团。张爱萍任第十一团政委。

　　在扎西会议旧址，当问到武大卫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时，武大卫非常激动地回答：“我在童年时就读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正是这颗东方的红星，引领我的人生航向，照耀我的军旅生涯。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不到三十岁，看了一部叫《万水千山》的中国电影，讲的也是红军长征的故事。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工农红军在敌强我弱、前堵后追、天上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的情况下，徒步长征，能够力尽艰辛，最后反败为胜，建立新中国。我认为比我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这一称为人类四大史诗之一的历史事件更为迷人，更为悲壮。红军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我从长征故事中学会了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从那时起，我就对中国、对红军长征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有一种想到中国重走长征路的冲动。重走长征路，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梦想和抉择。”他还说：“我与红军长征同岁，一个70岁的老人，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觉得特别有意义。”

　　当问他研究红军长征，知不知道“扎西会议”时，他说：“我研究红军长征已经很多年了。从电影上了解长征，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了解长征，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了解长征，但从电影上，书本上不可能全面的了解长征。因此，我要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去体会长征，感受长征。我想，红军长征肯定还会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糟彩故事。比如“扎西会议”，如果我不亲临扎西，就不了解其重要意义。我重走长征路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我会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同时也宣传扎西会议。”
　
　　在扎西宾馆，当问及武大卫，他与张小艾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为什么会同走长征路时，武大卫说：“我在北京已经好几年了。张小艾住北京，是我朋友的熟人。她爸爸曾是国防部长，又是当年红三军团的一个师级军官。她的想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结伴同行。”

　　马克介绍说，武大卫是特种兵，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但当过以色列国防指挥官、总统侍卫，还是著名的摄影家和作家。